你知道中国生产一台iPhone，能从中赚多少钱吗？我记得以前中国制造刚刚崛起的时候，经常有人算这样的账。现在主流叙事是「东升西降」，这种算账可能不受欢迎。

《华尔街日报》是这样算的 。一台典型的iPhone在美国的零售价是999美元。其中苹果支付给富士康的出厂价，只有230美元。这230美元代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它可不全是富士康的劳务费，富士康必须自己拿着这230美元去采购各种零部件。把零部件的钱都去掉，最后富士康的实际收入，是8.46美元。

不是84.6美元，是8.46美元。富士康所有的忙活，富士康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就在这8.46美元之中。

看到这笔账，你立即就会有两个洞见。

第一，苹果是真黑啊。就算把中国工人的工资提高一倍，一台iPhone的成本也就增加8美元，对吧？消费者买iPhone多花个8美元根本就不叫事儿，然而苹果就是连这点钱都要省。

第二个洞见是，中国好像没有必要担心越南和印度用更低的工资跟中国竞争。这工资已经很低了，你再低，对苹果又能有多大影响？苹果必定更关心中国供应链的方便性和稳定性。

你大概不会喜欢这8.46美元的份额，但“买华为”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国产手机给的代工价只会比8.46美元还低。

现代商业的效率竞争已经到了可丁可卯的地步，而且不仅仅是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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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先不说生产，先说足球。足球是一个关于均衡和失衡的游戏。强队实力相当，每个队都是11个人，这就意味着在场上任何地方，双方力量对比基本上是均衡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场比赛九十分钟下来进不了几个球。

只有失衡才会导致进球。而失衡都只有一瞬间，也许不会超过半秒。世界杯上多少进球都是在防守球员大腿丛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缝隙中打进去的。

平均而言，下半场的进球要比上半场多 。为什么？因为下半场双方的体能都会下降，而防守比进攻更耗费体能，所以攻守会比上半场多一点点失衡。打进第一个球是最重要的，英超比赛中率先进球就意味着你这场会平均打进2.25个球，而且越是强队，进了第一个就越容易进第二个 [3]。为什么？因为落后的一方继续维持攻守平衡已经没有意义，它会更冒险地进攻，而这导致失衡。

一点点的体能下降，一点点的急躁情绪，都能体现在结果中。

充分竞争的项目都是如此。市场要求你把效率发挥到极致，差一点点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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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效率的强烈追求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19世纪以后才变得普遍的。当时生产流水线刚刚发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当效率成为意识，时间就大大增值，手表才成了人人必备的东西。

泰坦尼克号上的船员感到海面上可能会有冰山，他们为什么不选择绕行，非得冒险？据考证 [4]，这是因为大西洋的远洋轮船已经有极高的准点到达要求。如果泰坦尼克的船长决定绕行，他就会迟到一天——你不希望这么重要的一艘船，首次航行就迟到，那是巨大的名誉损失。

泰坦尼克号的沉船事故告诉我们，极度的效率必然导致脆弱。这就如同高水平足球比赛，全场处处均衡恰恰意味着一旦失衡就是大事。绷得太紧的东西总是脆弱的。

然而现代商业恰恰是紧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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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中国放开了对疫情的管控，一时间人人皆阳，各地立即就出现了买不到退烧药的情况。退烧药不是啥高精尖产品，中国是世界第一退烧药生产国，怎么会买不到退烧药呢？

我听到的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之前中国实行动态清零政策，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防止居民阳了偷偷买药吃不上报，就要求药店不准卖退烧药，想要退烧药必须去医院诊断后开药。

药店不卖，人们就不会像往常一样经常买一些退烧药囤在家里，有时候怕麻烦有点发烧也不去医院开药，这导致了退烧药的需求下降。

药厂看到这个情况，就减少了退烧药的生产。

突然放开后，退烧药的需求大增，可是药厂改变生产线是需要时间的。有人甚至说，从感受到需求到全面供应市场，需要40天。

这可不是说药厂的效率低，这恰恰体现了药厂的效率高：它在尽力根据市场需求设置生产。

类似的事情在美国也发生过。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的时候，美国政府也要求老百姓尽量居家办公，当时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突然买不到卫生纸了。

这是因为家用卫生纸是比较小的卷纸，公司里用的则是超大的“盘纸”。这两种纸会在同样的工厂里生产，但是是不同的生产线。

大量的人突然居家，盘纸的需求骤减，卷纸的需求暴增，厂商当然想立即转产。但是调整生产线、解决库存、运输和到商店上架都需要时间。

平时的效率越高，遇到意外情况就越麻烦。因为高效率会把你变得非常专业化，非常可丁可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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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平时为啥不留点余地呢？是，冗余越高越安全。但是高效率会把冗余尽量降到最低。

现在流行的一种库存管理模式叫「准时制（Just-in-time，JIT）」，要求刚到的零部件正好被用到，刚生产出来的产品正好被卖掉，不留库存，一切都是正好。你说万一有个零件没到位岂不是大麻烦？没错，所以你要尽量让它到位，而且是恰好到位。一定的脆弱是可以接受的，高效率的好处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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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既有高效率，又有一定的灵活性，你就对市场需求信息极其敏感，提前准备才行。

今年世界杯期间有个故事。义乌有家公司，在距离决赛还有几天的时候，就以先收40%预付款的条件，帮人把阿根廷夺冠后有三个星的球衣给生产出来了。如果阿根廷不能夺冠，这个球衣一文不值；但是如果阿根廷夺冠，它就抢占了先机。当然后来阿根廷足协表示这是侵权行为，但是我们能看出来中国公司对效率的强烈追求。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抢占先机的意识，就不配参加竞争。

我们专栏前面讲《知机》，一位叫“清水”的读者留言说，有些原本给义乌代工的工厂，本来只懂生产，现在因为疫情失去了一些小商品的货源，就不得不自己出来抢订单，结果因为缺乏经验吃了亏。

比如说，今年冬天的寒潮来的比较晚，一些生产棉衣的工厂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还按往年的节奏安排产量，就导致了大量的库存积压。进而又导致了资金链断裂，几乎要破产。

因为效率，不但今年生产的棉衣不能等到明年再卖，而且还必须提前生产，而且还应该借债生产。这会带来危险，可是如果你不这样做，要么占领市场的是别家的棉衣，要么你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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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搞商业，真是在刀尖上行走啊。余闲和余钱都是奢侈品，也可以说是浪费：一般来说所有的钱、所有的时间都已经用上了。

很多人说向往慢节奏的生活，但慢节奏不符合效率要求。在效率的世界里你要是慢节奏，别的公司就可以提供比你更低的价格和比你更快的供货时间。

对消费者来说，我们能以很低的价格和很快的速度买到很好的东西。但是对生产者来说，拼效率是一种非常累的生存方式。效率是一个囚徒困境。

如果你只是追求效率，你就是正好在「边际」上做事。

边际的意思就是这件事之所以交给你做，只不过是因为比你强的那个人正好要价比你高，比你要价低的那个人正好做的没有达到工作要求。换句话说，你是达到工作要求的人里要价最低的一个。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位置。而这恰恰就是中国制造的某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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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从一个iPhone里只挣8.46美元，如果印度人说他们可以只挣4美元，这也是一笔钱，毕竟一亿个就能省下4亿多美元——但是苹果真不至于差这点钱。

可是苹果确实就已经把iPhone的一部分生产产能转移到了印度。现在又因为2022年郑州富士康的一些事件，把MacBook的一部分产能转移到了越南。的确不是因为低工资，这里苹果更看重的是你能不能按时出货。

中国的供应链有时候会因为意外原因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差那么一点点也不行。因为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正在考虑把一些生产业务撤回到本国。这还不算最近全球化退潮的趋势。

现实是中国的确有很强的供应链优势，中国生产环节也的确很便宜，但是供应链优势和生产便宜有时候并不是最重要的。

尤其现在又出现一种商业模式叫「近岸外包（nearshoring）」[1]。比如有个服装品牌叫Zara，生产基地本来在亚洲，但是最近搬到了墨西哥。墨西哥的工资比亚洲要高一些，但是墨西哥有个关键的好处：离美国近。

离美国近，美国人到工厂就稍微容易一点点，产品往美国运就稍微快一点点。而这一点点，现在比低工资重要。

Zara从来不追求量产。对潮流个性的服装来说，你不希望大街上有人跟你撞衫。Zara的每个款式都只生产很少的一批，但是每周都出新款式。小订单在墨西哥生产出来，立即拿到美国的商店摆着卖。哪个款式消费者反映好，就可以立即追加一点订单。Zara的主打优势就是它能频繁地根据销售数据更新订单，所以它需要近岸外包。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将来人工智能和3D打印技术结合起来，什么东西都直接在本地生产，岂不是更方便 ？那还需要什么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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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当然重要，但是如果只有效率，那是一条可悲的竞争路线。只有高效率，本质上就是承认了你的可替代性：只要别人效率比你高，就可以立即替代你。

为什么苹果给工程师发工资、配假期就不用斤斤计较？为什么迪士尼拍电影不需要以量取胜？为什么像Zara这样的公司，就能够站在食物链的更顶端？

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它们有品牌忠诚度、有IP、有独门技术。它们的价格稍微高一点、推新产品稍微晚一点，消费者都能接受。它们可以对供应商的效率颐指气使，但是不用那么在意自己的效率。

跟什么「供给侧改革」「双循环」「扩大内需」那些紧急问题相比，怎么转变生产方式、提升自己在价值链上的位置、摆脱内卷式的效率竞争，才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最重要的难题。我记得以前有很多人思考这些问题，可是现在已经被耽误太久了。

[1]近岸外包https://bigthink.com/sponsored/zara-business-model-nearsh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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